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把自己读进书里，或把书读进自己的生活里。这并不意味着有意为之，而有意不见得就好，更不可能对结果打包票。可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在不经意间，阅读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神秘的关联。原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忽然在那一个点上交会。读过的文字和文字的作者，从此走进了自己的生活。
——商伟
商伟教授和袁行霈先生
虽未量岁功，
即事多所欣
——记我的导师袁行霈先生
○
商伟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年师从袁行霈先生攻读古代文学研究生，年毕业留校，兼任林庚先生的助手；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师从韩南，主攻元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同时师从宇文所安继续从事中古文学的研究。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近著包括《给孩子的古文》《题写名胜：从*鹤楼到凤凰台》。
袁行霈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我是袁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那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攻读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但我那一届特殊：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我们年9月入学，年年底论文答辩，两年半就毕业了。应该说，我从那时开始，才真正接触到学术，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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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了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了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的《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
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
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深感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
那是我做梦的年纪，在一个除了梦想一无所有的时代。可即便是做梦，我也无论如何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至隋唐的诗歌时，又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把自己读进书里，或把书读进自己的生活里。这并不意味着有意为之，而有意不见得就好，更不可能对结果打包票。可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在不经意间，阅读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神秘的关联。原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忽然在那一个点上交会。读过的文字和文字的作者，从此走进了自己的生活。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青城山隐居，读书习剑，
“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忌”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王瑶先生及其著作《李白》
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
都令我不胜神往。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那句歌词写的就是当年的我。仗剑不过是一个姿态，但远走高飞却梦想成真了。年10月我远赴北京大学，这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02
中文系77、78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
由于选课的人太多了，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77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年秋季，我考入了硕士班。袁先生当时正在日本讲学，暂时由冯钟芸教授指导。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记得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的。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
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做一些排列和梳理。
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见面，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
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说，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为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那段文字
“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
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惜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说：你回去先查一下书，我们下次见面再谈。
这一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研究生的读书生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当时的做法，就是从曹魏时期开始，依照时代顺序，读每一家的别集，然后写读书报告——我们管这叫大运动量训练法。
阅读诗文固然十分愉快，但写读书报告却并非易事，因为大量的阅读未必当即就能产生相应的想法。而阅读训练又往往与文学批评的素养，以及广泛的阅读经验是分不开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所谓读书报告常常只是一些片断的札记而已，未必能走多远。
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在研究生阶段通读一遍诗文，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好处，那就是对这一时段的作品可以获得一个总体的印象。尽管没有刻意记诵，日后随便拿起一首诗来，也大致上可以八九不离十，指认出它的时代和作者来。为了写论文而急来抱佛脚式的阅读，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我年底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后，袁先生开了一门初唐四杰的研究生讨论课。当时的计划是从王勃开始，花几年功夫整理初唐四杰的诗文集，并做出校注本。为此，袁先生草拟了一份校注本的体例和样本。我记得当时孟二冬、马自力都在课上，此外还有古典文献专业的吴鸥女士，和几位外校来的访问教师。大家兴致勃勃，在对王勃集的版本情况做过梳理之后，每个人分别负责注释王勃的几首诗，然后拿到课堂上来逐一讲解。遗憾的是，课后不久，我们各自散去，这一计划最终搁浅了。但这门课就如同是一次实战训练，令我终身获益。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几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
八十年代的师生关系，说起来颇不同寻常。一方面，自年到文革以来的整人时代已告结束，这是师生之间最好相处的时期：老师不再有*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跟学生坦诚交流。所以，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相对单纯。学生毕业后由单位统一分配工作，读书期间，大可不必为此预支烦恼（有家室的同学另当别论，夫妻任何一方调动工作都需要解决户口问题）。因此，没有过多的和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项目基金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
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情况也各有不同，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聊天的场合，师母杨先生也会加入谈话。话题随心所欲，没有固定的范围，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出版讯息，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交谈。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
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北大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除了上课以外，这样的谈话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话的话题，范围广泛和又即兴改换。有的时候，袁先生会顺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画册，说到他最近读帖读画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也旁涉诗论、书论和画论。此外，或讨论魏晋玄学关于言、意、象的命题，或上溯《山海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概念。他还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有关陶渊明的图像，精心撰成《陶渊明影像》一书。
袁行霈先生著作《陶渊明影像》
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之间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让我相信，学术能够带给我一个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如果是下午见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才离开。
先生在文革十年之后百废待兴的这几年当中，正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写作，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是，每一次我们见面谈话，先生却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在我这一个学生身上，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这真有些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从老师到学生，都非常享受这样的交谈。当然，那时也不像现在这么忙，这么头绪繁多，终日汲汲惶惶。多少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那种状态和心境，已恍如隔世了，但也因此越发令人怀恋。
商伟教授和袁行霈先生
//03
袁先生带学生，把做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今年北大的迎新会上，他代表人文学科的教授致辞，又一次说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年青人在北大四年，能够得到精神的修炼和陶冶，
“保持人的尊严、理性和智慧，以及人格的独立”，“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人文涵养。”
这样的忠告，对于当今的大学生，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在为人处世方面，袁先生和杨先生从来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和袁先生比起来，杨先生更心直口快。见到袁门弟子，她会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以防患于未然。有一次听杨先生转述自己的原话，用语之率真，令人绝倒。杨先生57年后历尽坎坷，但几十年下来，她直言不讳的个性，可一点儿都没改变。
说到人文涵养，我想起了袁先生于至学年赴日本讲学的一件事情：在他任满返京之前，东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伊藤漱平教授，给北大中文系主任写信，希望袁先生能够延聘留任，并在信中称袁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当时北大校报好像还做过报道。
这是一则海外讲学，载誉归来的新闻，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尚未真正展开的八十年代初期，十分罕见，故一时传为美谈。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事情原来并不简单。按照当时的*策规定，东京大学付给先生的工资，一大半都上缴给了教育部和北大。可想而知，袁先生在日本一年期间，过得并不容易。其中的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但他授课认真，敬业尽职，与日本同行交往时，持身谨重，不卑不亢，赢得了他们由衷的尊敬。
还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年，林庚先生在第一教学楼讲授“屈原研究”。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授课，因此，不断有系内系外的老师和同学前来旁听。有的时候，教室里的椅子不够，只好从旁边的一间教室临时挪用几把。管楼的师傅本来就脾气不好，见状更是不依不饶。有一次，她冲进教室，当着林先生的面大声训斥，并勒令大家当即把椅子全部归还原处，场面一时颇为紧张和尴尬，我们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年，袁行霈与林庚先生（中）在北大燕南园
那天，袁先生正巧在场。只见他从人群中缓缓地站了起来，向师傅道歉说：“非常抱歉，椅子是我搬的。您也看到了，今天听课的人多，座位不够。但下了课，我们保证马上把椅子搬回原处，请师傅多多原谅??“多年后回想起来，这竟然就是袁先生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而令我难忘的，不只是他的态度，还有他的声音和语调——平缓、富于磁性，有亲和力。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不知先生读了这一段文字，会作何感想。袁先生在北大生活了六十多年，这些磕磕碰碰的事情，难以数计，何足挂齿？恐怕早就忘到脑后去了。当然，先生更不喜欢人为地替他拔高，好在我也没想拔高。北大今天的情况应该已经大不相同了吧，但在那个时候，后勤和行*部门尾大不掉，衙门作风十足，还不时给人气受，弄得不好，斯文扫地。像先生这样，以低调平和的姿态，从容应对，不失尊严，但又没有因此而变得愤激不平，牢骚满腹，或在性情上留下任何阴影，靠的正是个人的涵养，尽管于情于理，愤激不平也丝毫没有不对的地方，甚至还入情入理，至少是情有可原。在我的印象中，袁先生总是那么阳光。他是一位谨慎的乐观主义者。
熟悉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他在人前人后，从不说别人的坏话。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情，也很少会放在心上。他希望我们常念着别人的好处，多谅解别人的难处，他常说的一个词儿是“感激”:比起他那些历经磨难的同学们，先生觉得自己相当幸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有一次聊天，不知说到什么话题——好像是提到了俄国的哪位作家，袁先生正好起身去接电话了，杨先生顺口评论说：你的袁老师没有俄国“情结”。我听了愕然，怎么会呢？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读文科的大学生，当年都多少经历过俄苏文化的洗礼。连我这位六零后，还赶上了一个余波：在文革期间，谁没偷着读俄国小说，听俄苏歌曲？但转念一想，杨先生的话还真的有些道理。
平常聊天，袁先生也会谈到俄苏文学，但喜欢俄苏文学不等于有俄国情结。在袁先生的大学时代，全国上下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学习俄苏文化，难免引人反感。记得先生自己说过，他向来是闲云野鹤的逍遥派，对任何有组织的、一边倒的活动，都没太大的兴趣。可以想见，在那些群情激昂的狂热场面中，先生会显得多么落落寡合，要不就是心不在焉，多少有一些反感和抵触。当然，以先生的性格，我想恐怕也很难认同俄国文学中常见的自我戏剧化的倾向和斯拉夫气质。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先生喜欢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早在年就购进了10卷本的《巴尔扎克选集》，在书架上一字排开，而且很快通读了一遍。这让我有些惊讶，因为巴尔扎克离唐诗宋词未免太远了，趣味也完全不同，但先生读得津津有味。他喜欢巴尔扎克对人世的透彻观察，也喜欢傅雷的译笔。正值八十年代，《傅雷家书》走红，人手一册。有一次闲聊，先生说他也读了，傅雷先生很有见地，但又补充了一句说：不过，我可受不了家书的那个腔调。这样的意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我明白先生的意思。
就个人的性情涵养而言，先生是传统的、文人的。袁先生平常喜欢作旧体诗，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随笔。他在年发表了一系列短文，记述在日本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文字中最打动我的，是先生繁忙之余的寂寞和冥想，于简约平淡中见深情，读起来波澜不惊，但余味无穷。先生写在东京寓所*昏独处的时分，想到了燕南园的林庚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亲切而传神的剪影：
有几次想到了静希师的书房，我们坐在窗下谈诗，他右手夹着一支香烟，胳膊竖起在圈椅的扶手上，似乎随时准备吸上一口，却总不见吸。青烟从指间嫋嫋上升，直到燃尽。
林庚先生所住的燕南园62号院
//04
年秋季，袁先生到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四个月，也应邀来哥伦比亚大学做演讲。我记得先生随身带着一大摞稿件，在纽约短暂逗留的那几天，一有空，就拿出来读上几页，还不时在上面做修改。原来，先生正在主编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除了主笔其中的一些章节，还负责全书的统稿。
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
在此期间，袁先生去过不少地方讲学，后来还到西海岸转了一圈，一路上都一直带着这部厚厚的书稿。有一次上飞机，前台的工作人员打量了一下这件块头不小的行李，建议托运。先生一听，这怎么行？他宁愿把其他的随身物品托运了，也不能冒这个险。他据理力争，最后想办法腾出了一个小手提箱，才把书稿带进了机舱。
我知道先生在此之前主编过《历代名篇赏析集成》等大型著作，但《中国文学史》（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情况不同，参与全书撰写的学者一共有三十位之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高校。因此，从全书的总体设计到最终完稿，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多方的协调配合，工程庞大而复杂。
此后，除了他本人的学术专著和单篇论文之外，袁先生还主持并参与撰写了数种多卷本的大型学术著作，从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到三十四卷本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还有正在进展当中的《新编新注十三经》等，并亲自担任其中最为艰巨而困难的《诗经校注》的工作。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华文明史》也相继被译成了英语和日语等不同语种。
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又担任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的主编，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不过，等到后来媒体上出现了“国学热”，先生却反而显得有些游离其外了。他不喜欢“热”这个说法：值得做的事情好好做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热”呢？任何事情热过了头，都会出问题。先生更感兴趣的，是做出一些实绩来。
近年来，尤其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海外传播和中外交流。从《中华文明史》的外文翻译，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办等等，都涉及体制、资源和人力的配置等诸多方面，实非易事。但他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促成和推进。
袁先生主持这些合作项目时，我已经离开北大，也不可能参与，但他注重细节、事必躬亲的作风是不难想见的。近些年来，先生的工作负担更有过于从前。每一次我回京探望，在客厅里坐不上多久，就会有电话进来，通常都是有事相商，而不是一般的寒暄。每当这个时候，袁先生也不免要感叹：你可不知道我有多忙！在同辈学者当中，袁先生看上去身体并不算强健，甚至还小毛病不断，但他节制自律，认真守时，办事从不拖拉，往往承担了超限的工作量，并且效率惊人。除非外出，先生每次收到邮件，都当即回覆。有一天晚上，我通过附件传过去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脑，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他不仅通读了全文，还建议我补充一条材料。
提起传统文人，我们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伦理，而是“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这样“潇洒送日月”的姿态，而且我们心目中的文人又以“业余精神”而为世人所知，听上去跟敬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这些印象固然不无道理，但又失于偏颇，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传统。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的绵延不息和发扬光大。
尽心做事，又绝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须乐在其中，才有可能持之以恒。先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为他对中华传统的复兴与发展抱有极大的热忱，并且承载了一种使命感。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担待，宁静澹泊，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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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年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其中的主要观点，先生自年开始，在同题的选修课上逐一讲解过，并且先后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言”“意”“象”“境”为核心范畴，重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理论框架。下编依照时序，选择诗歌史上的大家，然后根据这个理论框架，对他们的作品展开分析。全书以诗论为经，以诗史为纬，广涉思想史、宗教研究、语义学和诗论画论等相关领域，而着力于诗歌作品的精解。这样一部著作完成于文革之后短短的几年之内，给当时的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也为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批评，提示了大有可为的思路。
袁行霈著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像“言”“意”“象”“境”这些观念，既可以去深入探讨它们出现的文化语境，及其丰富涵义和历史演变，揭示其中的玄学和佛教因子，又可以尝试从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分析语言，以此作为我们解读古典诗歌的工具和重建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石。因此，这样的学术研究既是描述性的，也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同时涵盖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批评这两个领域。
此后袁先生还沿着这一思路，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分别考察“风”和“天趣”等概念与“文气”说等等，深入探索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特色和本土色彩，同时也暗含了比较批评的视野与可能性。
袁先生在为《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写《跋》的时候，提醒自己“该向更深、更广的境地努力探索了”。这一探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陶渊明研究系列当中，也就是《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这三部著作，出版时间前后跨越了12年。
袁先生向来喜爱陶渊明，在决定转向“深挖井”式的诗人专题研究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陶诗。他从诗人的年谱、作品系年和诗集的版本考辨与笺注这一类基础工作着手，纂成《陶渊明集笺注》。这是此后陶渊明的研究者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学术丰碑。
先生在陶集上倾尽心力，竭泽而渔。在诸多版本中，他选择以毛氏汲古阁藏宋刻《陶渊明集》十卷为底本，综述旧说，而又新见迭出。《陶渊明研究》就相关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论析，也不回避陶渊明研究中历代积累的难题和争议，包括陶渊明的卒年和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其中《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治风云》一篇，更以精湛的历史考察和知人论世的洞见而令人折服。
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宋征士”，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宋书》也把他收在了《隐逸传》中。但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隐士，他在最终决定避世隐居之前，曾五次出仕，最重要的两次分别入桓玄*幕和任镇*将*刘裕的参*。桓玄和刘裕都是当时*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并且先后篡晋。影响所及，历代论者在处理陶渊明的生平时，也多少有些顾忌。他们或者否认镇*将*为刘裕，或者曲意为陶渊明辩解，而拿出来的理由，如陶渊明耻事二姓，或坐实他本人亲老家贫的托辞，都不免流于陈见，蔽于一端。为什么陶渊明会在风云动荡之际选择出仕，并且加入了足以左右东晋*局的两个*府？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外在的情势如何，又有哪些因缘巧合？袁先生结合史料与陶诗，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像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令读者屏息凝神。
这篇文章发表于年，但在此之前，我就听先生谈到过。有一次他说起桓玄的荆州兵和刘裕的北府兵，二者曾经势均力敌，但无论是谁，掌控了其中一支，都有可能威逼首都建康，并伺机篡位，正所谓时势使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任荆州刺史，口碑甚佳，可即便是他也潜怀觊觎之心，陶渊明不会不知道。经过这一番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对东晋*局的诡谲变幻与吉凶莫测，几乎可以感同身受，对陶渊明的仕宦生涯和复杂心境，也多了一分设身处地的同情理解。像陶渊明这样家世背景的士人，最终放弃建功立业、拯物济世的志向，而归隐田园，真是万般无奈的一件事情。说是痛苦和幻灭之后的觉醒，也不为过。
陶诗看似质朴平淡，但深究词义，却不简单，对阐释者提出了不同的挑战。收在卷三的一些作品，诗题偏长，交代作诗的场合与缘起，起到了小序的作用。关于这些诗作，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始作镇*参*经曲阿一首》《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应该怎样断句，“赴假”指的是什么，陶渊明走的是陆路还是水路，前后的行程如何等等。经过袁先生的细致辨析梳理，这些问题都涣然冰释。而陶渊明入仕生涯的大致轮廓也因此昭然若揭了。
袁先生著述甚丰，兼顾义理、考据、辞章等诸多方面，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但我还想说一下《中国文学概论》。这本书篇幅不长，却很有特色，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年分别出版了繁体字版，第二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了简体版，此后多次重印，并且有了彩图本和增订本。这是一本课堂讲义，是先生当年为赴日本爱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而准备的。因为选课的学生对中国文学所知无多，先生没有习惯性地采用文学史的形式，而决定尝试一下概论的写法。这给了先生一次难得的机会，通过生动易懂而又具有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整体性的看法和思考。其中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和第六章“中国文学传播的方式与媒介”尤其令人耳目一新。这些问题此前学界也有所涉及，但大多散见于某些专题研究中，没有像《中国文学概论》这样，以专题的方式来集中讨论，并纳入文学发展的连贯视野而予以考察。时至今日，无论是关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或广义的文学地理学，还是文学的出版媒介研究，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变成了文学史领域的重要分支。而在这些方面，袁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可以说是得了风气之先。
袁先生当时不过五十出头，年富力强，正处于紧张而又兴奋的工作状态中。为了赶在动身前完成讲稿，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伏案写作十几个小时。写好一章，就交给我和马自力分头抄写，如同是一场接力赛。因为通话不便，我们誊抄好了一章交给袁先生，便预先约定来取下一章的时间。我记得原稿是写在十六开的竖格稿纸上的，潇洒漂亮的行书，通篇连贯而下，一气呵成，几乎很少涂抹修改。多年后先生谈起往事，常常感慨说，那是最令他怀念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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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熟悉袁先生，都知道他一向为人低调，从不喜欢唱高调或说过头话。今年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张罗着为先生祝寿，结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出面，举办了一个36人参加的小型聚会（出席人数纯系偶然，与天罡星的梁山泊聚义无关）。王能宪兄邀请著名的雕塑家吴为山为先生塑一小型铜像，以志纪念。为此，先生作了一首诗，题为《应王能宪教授之请，雕塑家吴为山为我塑铜像，形神兼备，憨态可掬。遂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俚语笔调，口占一诗，以致谢意。时八旬正寿》。我远在海外，未能预会，好在傅刚兄和苏东兄当天就通过
